加缪在小说《鼠疫》里,借用医生里厄,为自己的“荒诞哲学”奠定了一个中心论调:“我认为自己对当英雄和圣人都没有兴趣,我所感兴趣的事做一个人。”
这是加缪面对种种荒谬之后,所做出的深度思考,它意味着“起于平凡,归于平凡”,是一种尝试作出英雄反抗之后的平凡回归。
事实上,他在书里通过塔鲁,尝试过以英雄的反抗来面对现实的种种荒谬,最终以失败告终。所以,加缪的平凡选择,避免了自我陷入到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里,奥雷里亚诺式的悲剧。
爱丽丝·门罗恰恰是一个以擅长描写平凡女人的悲剧生活著称的人,在她的笔下,没有“莎士比亚式悲剧”的可歌可泣,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也没有过任何激烈的反抗。
她笔下的女性,大都有着相同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,她们是不被喜爱、被社会规定、贫穷的,大脑中却都有着一点不甘于现状的反叛。当她们在生活中遇到家暴、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的困惑,面对曾经而且一直困惑并伤害着自己的家乡和父母、亲人,她们尝试过逃离,却最终都走向回归。
当我们开始读下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,会感觉到一种对理想的背叛,进而惊讶于她的冷酷,而最终,我们却会折服于她的冷静、客观、不带任何评价的描写。
也正是这种极度冷静,加上她对女性转瞬即逝的无意识活动的敏锐捕捉,为我们还原除了真实的生活。她们没有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朱丽叶为爱不顾一切的勇气,也没有简·爱对社会强加给女性身上不公的愤慨。很多时候,她们都变成了纪德《田园交响曲》里的牧师,一面自我安慰,一面被真想折磨,不断在错位和失去中维持自我的完整。
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有太多的羁绊阻碍了她们的自由选择。
这些羁绊,幸也不幸,不幸的是或许她们需要一直陷在一段痛苦的关系中,幸则避免了她们成为另一种悲剧的牺牲品。
从某些方面来讲,爱丽丝·门罗并没有满足人们希望在小说中期望的结局,要么快意恩仇成为英雄,要么以死明志带来警醒。她所做的,并不是美化和丑陋,也不是追求极致,只是尽可能的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,去解构存在种种不公和荒谬的世界。
这种观点,很好的恰中了加缪“荒诞哲学”的中心,爱丽丝·门罗作为女性,并没有像其他女性主义者一样,为女性激烈的发言,成为英雄。在她的眼里,“女性特质”和“男性特质”的困惑,不仅仅禁锢了女性,也禁锢了男性,她所期冀的只是想在这中间,寻找作为男女共有“人的特质”的表达。
每个人总会遇到什么事,什么人,让你觉得像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。浅一些呼吸时可能不感到疼。可是每当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,便能觉出那根针一直存在。
《逃离》是爱丽丝·门罗的短篇小说集,也是她的代表作,先后获得了加拿大吉勒奖,《纽约时报》年度最佳图书。这本短篇小说集是门罗的晚年之作,她的一生都是在短篇小说中度过。所以,这本书集中展现了她短篇小说文字和思想功底。
全书一共八篇,六个故事。虽然如此,却可以将它们集中在一起解读。因为,在这些故事里,人物的气质和生活,有很多相似之处。
这主要源于爱丽丝·门罗的写作方式,她是伴随着不同年龄对生活的顿悟,一次次走进过去的回忆,提取真实的生活片断。所以,虽然故事中的女性各不相同,却都是门罗某个阶段人格侧面的描写,她们都想要逃离过去的一切,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。
《逃离》讲述的是卡拉为了摆脱父母的束缚,和自己的男友克拉克私奔,可是,阶层差距、物质生活的匮乏、以及男友的家暴,始终困扰着她。最终,她选择逃离这种生活,在路上却因为对未来和无所依附的爱的恐惧,半途而废。
《机缘》、《不久》、《沉寂》里,朱丽叶想逃离和小镇格格不入的父母,过一种正常的生活,可是女性的身份却总是时刻提醒着她,她的所作所为是对传统的背叛,即使这样,他还是长途跋涉嫁给了自己在火车上偶遇的捕鱼人。当她带着自己的女儿佩内洛普再次回到家乡,她发现自己和家乡显得格格不入,过去和自己站在统一战线的父亲,现在变成了自己的敌人。而最终,仿佛命运的轮回给自己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,自己的女儿佩内洛普也在成年后逃离,只留下朱丽叶自己,像当初的母亲一样,陷入失意和沉寂。
《激情》讲的是在旅店干活的格蕾丝碰到了自己的未婚夫莫里,莫里是一个规矩、保守的工程师,可是,就在两人商量结婚时,她却被莫里同母异父的哥哥尼尔所吸引。自己的一次意外受伤,让她和尼尔进行了一场刺激的探险。这场欲望和道德的冒险行为,最终让尼尔选择了自杀。
《罪债》里德尔芬认为自己找到了当年抛弃的孩子劳莲,对劳莲的关心让劳莲感到困惑和紧张,最后,当劳莲的父母把往事讲清楚,所有人的人才明白,德尔芬当年抛抛弃,被劳莲父母收养的的女儿已经过世,劳莲的名字就是继承了过世姐姐的名字。当劳莲明白了一切,她急切想要摆脱在自己身上所被赋予的他人象征。
《播弄》就像命运给特立独行的若冰开的玩笑,当她看完莎士比亚《李尔王》的戏回家时,发现自己的手包丢了,丹尼洛·阿德齐克的出现,帮自己解决了困境,两人因此相互约定来年夏天再次相见。可是,当她做好一切准备,满怀欣喜的赴约时,却发现对方想不认识自己一样,把自己拒之门外。最后,在医院她发现,当年把自己拒之门外的人,是丹尼洛·阿德齐克的聋哑弟弟亚历山大·阿德奇克。这种经常在莎士比亚戏剧里出现的场景,对自己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呢?
《法力》讲的是南希和自己以为具有特殊能力的女性朋友泰莎,自己的丈夫威尔夫,以及威尔夫的表弟奥利的纠缠。无论是南希还是奥利,他们都是极其克制的人,也是背生活现实困住的人。理性的力量,让他们即使在晚年在此相遇时,仍然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,他们彼此都选择了自己并不爱的人,像演戏一样的生活。两人某个部分,一直促使他们疯狂的逃离自己的选择,也正是这种追逐,让南希获得了顿悟,使她得到了赦免。
爱丽丝·门罗对六个故事中所出现的人物,无论她们做出在外人看来多么荒唐的行为,她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评价。
爱默生说:“原因与结果、手段与目的、种子与果实是无法割裂开的。因为结果孕育在原因之中,目的事先存在于手段之中,果实隐含在种子之中。”
正是对这种因果关系有了清晰的认知,才有了门罗不带偏见的描写。在她的故事里,每个女性的选择和逃离,都是由于她们无法选择和改变的过去与现在,她们所做的抗争,只是为了维护身份的统一。
她们无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罪与罚》里所写的:“谁最会欺骗自己,谁就能过的最快活。”那样生活。
她们对生活的敏锐带来的异化感受,让她们每个人都选择了一条河普通人不同的道路。对她们每个人来说,都没有得到完美的结局,因为只要有了逃离的意识,就必然结出伤害的果实。
八篇小说,六个故事,开始的标志都是对过去的逃离,结束的标志也都是遍体鳞伤后的无奈回归。
心理学家弗洛姆在《逃避自由》中写到:
伴随着个体化进程的日益加深,始发纽带的断裂,意识到自己是与别人分离的个体,于整个世界相比,个人觉得世界强大无比,由此孤独感产生。面对这种孤独,人们要么选择屈服于权威之下,牺牲自己获取的自由,来获得安全和导向,要么努力发展自我。
事实上,当人们面对自己获得的难以适应的自由时,就会像《逃离》的卡拉一样,对未知自由的恐惧,把自己重新赶回到一段不健康的婚姻关系里,因为这段关系即使糟糕透顶,仍然可以让自己获得一种安全感。
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·鲍比创建了依附理论:
从孩子来到这个世界,由于个体没有能力独立的面对世界,就会去寻求依赖身边人,在和身边人的相处中,发展出一套自我与外界互动的模式。依附关系具有很强的延展性,成人间的亲密关系就是婴儿和父母互动关系的延伸。
依附关系当然不能算作一种平等的关系,它是一种单方面需求,是弱者对强者做出的牺牲。
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,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大多对男性所主导的婚姻,有着很强的依附情节,而在爱丽丝·门罗—这个被誉为“现代契诃夫”—的笔下,我们仍然可以看到,女性的依附心理在束缚着她们,阻碍她们摆脱“女人”身份,成为一个完整的“人”。
爱丽丝·门罗正是看到了女性遭受的不公和伤害,所以在《逃离》短篇小说集里,我们可以看到故事的女主人公大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行为和想法,卡拉想学兽医,所以经常被同学嘲笑;朱丽叶二十一岁就获得了古典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,对女性固守的歧视,让她在家乡被划入跛子的类别;格雷斯强烈的求知欲,让她把义务教育所能免费提供的东西全都学了一遍,因此被人说是疯子;劳莲在学校处于孤立的状态,是因为知识和经验,这被别人来说是惹人厌的;若冰则是永远那么特立独行,一个人去看莎氏戏剧,自觉到自己和大多数人存在很大的不同;南希身上的男性特质和泰莎特殊的感知能力,被别人视为格格不入。
事实上,她们也都是贫穷的,贫穷也加剧了她们的错位和失去。
约翰逊在《致詹姆士·博斯威尔的信》写到:贫困是人类幸福最大的敌人,它确实破坏了自由,使平等无法实现,多数人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。
贫穷强化了对女性的偏见,封闭让包容无法进入传统。所以,越贫穷,越固执。这种贫穷和时代,同时纠缠在一起,对女性作为“人”特质的发展造成了压迫,也正是她们异于常人的表现,让她们显得于自己的父母、时代、城镇显得格格不入,引发了她们的逃离。
可是,这种逃离从本质上来说,是没有任何意义的,更像是为了着急摆脱过去所做出的盲目选择。逃离所带来的意义,往往需要格式塔式的累积,通过一次次的顿悟,在未来发现它的成果。
所以,卡拉离开,是因为继父说:“我不想跟你争辩,反正她不是他自己的女儿”。很多意义上,就像青春期的叛逆一样,是一种无意义的行为,可不同的是,她们都已经成年,需要独立面对未来的世界,这种不确定性让她们比其他人需要更强的依附。
为了维护这种依附关系,她们在遇到问题时,一般选择的都是像卡拉遭遇家暴一样,牺牲自己;面对金钱和爱人,她们只能选择金钱;面对欲望和忠诚,她们只能在夹缝中寻找身体自由。这些冲突背叛了当初逃离的初衷,这个初衷就是更好的发挥自我。
因为她们在面对一段出现问题的感情时,没有了退路,她们斩断了过往,所能做的只是坚守自己逃离的选择,将伤害像一根刺一样,埋藏在自己的心里。
很久之后,她们发现,逃离或许让自己的女性特质得到了更多的延伸,可是,逃离带来的依附性,也阻碍了她们回到过去。她们仍然没有办法让自我完整,只能带着混乱和伤害维持着像救命稻草的关系。
生活的要义,就是满怀兴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,睁大你的眼睛,从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身上看到各种可能性,看到人性。
罗曼罗兰说:“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
无论是卡拉、朱丽叶还是格雷斯,她们都能够意识到外界和时代对她们作为女性特质要求,这些要求,大多是荒谬的,就像心理学上的性别刻板印象。
她们在作出选择的时候,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,在不打开盒子的情况下,没有人能预料到最终的结局,这种不确定性好想违背了逻辑思维。
就像朱丽叶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,从父母身边逃开,追求一种更广泛的自由,自己的孩子佩内洛普最终却选择逃离她的自由,去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。
从未来的自己看过去和现在,仿佛是一个循环,无论什么样的选择,最终都会像逃离带来的沉寂,悄无声息。
对此,我们所能做的,好像只能是像加缪的荒诞哲学一样,不沉迷过去也不期冀未来,将自己的眼光全部集中在当下,因为现在总是过去选择的结果。
事实上,在《逃离》短篇小说集里,女性虽然生活的更加艰难,却总是充满很强的韧性,她们每个人就像《百年孤独》里的乌尔苏拉一样,面对种种荒谬和自我初衷的破灭,仍然在坚守自我,凸显出传统女性特质的优势。
反观在体力和文化上更加具备的优势的男性,面对阶层和财富的分配、爱情的丧失,他们要么像克拉克一样,对秩序偏执,性格暴躁,要么像尼尔一样,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所以,在门罗的笔下,我们找不到女性激烈的反抗,没有英雄主义,她们只是以一种平淡的生活态度坚守自己的选择。这种平凡,没有极端,只有客观,正是这种客观,直击人心。
爱丽丝·门罗说:事物的复杂性,即层层剥开的事物,似乎本就是无止境的,没有什么是容易的,没有什么是简单的。
这当然是门罗式的经典内省,内省也让她有了尊重不同人生的态度。事实上,她本身就是不断的走进回忆,一点点去理解过去所做的选择,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而这种充满阶段性的回忆方式,在不同的阶段,带来了不同的人生顿悟。
这当然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归,过去对自己而言的种种伤害和冲突,随着时代、年龄的不同,产生的意义也在不断的转变,也正是这种转变,让我们在过去和现在之间,达成了一次阶段性的和解。
毕竟,我们无法摆脱逃离,也无法摆脱依附,唯有像门罗一样,一次次的翻开回忆的镜子,将过去和现在,达成部分的自我完整,弥补逃离的混乱和伤害。
文章来源:占浒
相关新闻
相关商品